塔罗、星象、笔仙：为什么年轻人热衷于半仙？

在上学、就业、谈恋爱以及买房子等事关一生的重大事情上，我们的时代给了青年们太多的变数，似乎一切都是难以把握的，“城市半仙”由此而生，他们以游戏的心情进行着对自己命运的追问。

　　★ 本刊记者/何晓鹏 实习生 张乃源

　　城市半仙指这样一个群落：他们居于城市，或已工作，或在大学读书，主要集中在十八九岁至三十岁左右的年龄阶段。

他们接受过正统的无神论教育，但仍对星座、血型、塔罗牌、笔仙等种种神秘占卜方式颇感兴趣。他们对“迷信”一词认识得清楚而深刻，且绝不会把自己列入其内，而且，他们的行为大多散发一种都市青年的时尚味道。

　　与那些摆摊算卦、舞神弄鬼的传统“半仙”毫无瓜葛，这些年轻的都市半仙卓然而立，在城市中充当时尚文化引领者的角色。

塔罗牌占卜

　　娱乐“半仙”

　　乔敏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今年7月份刚刚毕业。如今已经有了稳定工作的她，在三个月前还整日郁郁寡欢，“因为希望找一个既能解决北京户口又待遇不错的单位，所以工作迟迟定不下来。”

　　为此，4月30日，乔敏和同样因找工作而郁闷的寝友去了位于北京植物园的卧佛寺。“因为卧佛寺与OFFOR（工作）谐音，听说去那里许愿特灵，会找到好工作。”乔敏说她的很多同学都去过。

　　“春暖花开”，乔敏用这个词形容她那天的心情。到了植物园后，两人并没有直奔卧佛寺，很悠闲地在园里玩了一通，还买了两个稻草人，“其实现在想来，当时主要是为了出去散散心，整天忙找工作觉得很累。”乔敏告诉记者，直到玩够了她们才去寺里。在一个许愿牌上，乔敏写下“希望我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然后一身轻松打道回府。

　　乔敏说，她并不真认为在那里许了愿就一定能实现，“当然，如果能灵那就更好了。”

　　“其实他们大多时候是把这种方式当游戏，是一种消遣，并不完全当真。”上海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孙时进教授对在青年中流行的各种占卜现象有过关注。

　　谈起当下在校园里流行的请“笔仙”（详见后文），孙时进讲他的现场体验：“在晚上，几个女孩子把灯关掉，点上蜡烛，每个人都神情专注，营造一种气氛。这种场面本身就让人觉得刺激。”孙时进说这种场面会给人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兴奋。

　　孙时进发现，在请笔仙时所营造的那种氛围与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跟催眠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解释，在那种状态下，人们容易产生和接受心理暗示，从而表现出一些心理学称之为“自动书写”的行为。

请笔仙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继焦博士说，“对于都市青年来说，占卜已经成为一种都市时尚文化，大家都在玩，你自然也会去接触，不然会觉得自己落伍了。”

　　据了解，在国内诸如搜狐、TOM .com、网易等门户网站的星座频道，日访问量均在百万次以上。搜狐网星相频道责任编辑李岩告诉记者，在诸多玩法中，类似于星座、心理测试、塔罗牌等内容浏览的人比较多，而像紫微星相、中国传统命理(姓名、八字、相学、风水)、解梦等内容，关注的人比较少。

　　“因为相对而言，星座、心理测试等内容比较简单，而像紫微、传统命理则需要事先搞清楚很多事情，要看大量比较难懂的资料。”李岩介绍，上网浏览星座频道的人一般不会把这当一个很严肃的信仰，“大部分人就是觉得它有意思”。

　　在大学时代也喜欢上网浏览星座频道的李岩，讲述自己当初就是把它当作“一种调剂方式，有时上网看看觉得挺高兴的。比如看性格分析，记下的大部分东西都是说好的，不好的看过也就忘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姜磊曾经玩过“请笔仙”，“那时我问毕业之后会去哪个城市，笔划指示在上海的位置上”。姜磊说他之所以尝试并不是因为相信，事实上他也没有去上海，“就是一种游戏的心态。”

　　姜磊觉得这种游戏心态正体现了现在年轻人的特质，如果在思想禁锢，或者相对蒙昧的封建时代，年轻人是不可能对这种带有神秘性的事情抱有如此随意的心态的。

　　“半仙”的自我求解

　　上海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孙时进教授分析，现代人生活压力比较大，所以会找一些理由和方式来消遣，就像之前国人把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拿过来一样。年轻人对于占卜也是如此，中国的不好玩了，就把星座、血型这些国外流传很广的引进来。但他同时也强调，“虽然他们是以玩的心态来对待，但并不等于他们完全不在意结果。”

　　在孙时进的关注范围中，有两个人群对这类新占卜方式兴趣浓厚：一个是在校大学生，一个是白领。这两个人群的共性是都对即将作出的选择是否正确无法把握。“白领工作压力很大，对一些事情，比如跳槽，他们不会轻易下决定，他们希望在作决策时能有所借助。”

　　十八九岁到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往往是社会变数最多的一个人群，从高考、大学专业选择、择业、跳槽、找伴侣、买房、结婚生子……很多人生重要抉择都集中于此阶段，面对的压力也相对较大。

　　根据搜狐网站资料，在浏览星相频道的人群中，18岁至35岁的人占95％。其中男女比例为1:2。而在关心的问题中，从多到少，依次为爱情、性格、运势、事业、学业、命格、命盘、财运、健康。

星象占卜学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郭正谊教授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科普研究所曾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国民素质抽样调查，调查结果令郭正谊备感意外：50岁以上的相信占卜的人数要少于30岁以下的人；而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相信占卜的人数则排在全国各个城市的最前面。调查分析显示，正处于急速转型期的社会让很多人，尤其敏感的年轻人感受最为明显，城市的迅速变化对他们承受能力的考验最直接。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继焦分析，一般年轻人上网看星座，很少看别人的星座特点，往往只关注自己所属的那个星座，从中了解自己这个人群有什么特点，达到认识自我的目的。“不管他相信不相信，他都会把这种方式作为一个了解自己的参考。”

　　张继焦说，“在对自己不充分了解的情况下，他希望通过一些途径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一个确认，尤其是作重大选择的时候。”

　　尽管在最后选择时不会完全遵循占卜的结果，但这会对占卜者有一个心理暗示：占卜结果如果与他原来倾向的选择相同，则会起到加强自信的效果；如果相反，则会有一个对负面事情提醒的作用。

　　“等到这些年轻人工作、婚姻等大问题解决后，他们对占卜的兴趣也会随之减弱。” 张继焦说。

　　以游戏的名义审视自我

　　形形色色的城市半仙们，在半信半疑间，为自己的各种选择寻找安慰

　　★ 本刊记者/何晓鹏 罗雪挥

　　实习生/张乃源

　　孙雷：大学里的“占星师”

　　“我觉得学占星要具备三个条件，有悟性，有耐性，英语还要好。”孙雷（化名）说这话时表情严肃，这跟他的娃娃脸相映成趣。

　　这个看起来更像个大孩子的少年事实上已经22岁，现在在北京大学读本科，且成名已久。

　　孙雷的出名，是因为他有一项本领——“占星术”。“很多人误解了占星术，其实星座只有12个，人怎么可能只有12种，很多人对星座的兴趣是咖啡店式，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茶余饭后。”孙雷觉得现在大多数人对星座的了解很肤浅。

　　因为在圈内名气显赫，孙雷很忙，他要为国内各大网站的星座频道撰写一些文章、翻译一些资料。“我刚翻译了一本叫《萨比恩占星》的书，是香港的一位朋友送过来的。”孙雷觉得，这方面资料内地比较匮乏。

　　孙雷经常接待一些慕名而来的拜访者。曾经有一位家在天津的女孩，在看了孙雷的博客后找到他，希望帮她解读她和她男友的“命运星盘”。“我告诉她，星盘显示她的男友不专一，而她则有出国的机会，两人可能不会结婚。那个女孩说我说得对，她男友是那样的人，她也确实有毕业后去美国读书的打算，在那里她有亲戚。”

　　孙雷说，来找他的除了占星爱好者外，大多数是想了解自己问题的年轻人，“他们中以女孩子居多，问得多的还是感情、工作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孙雷对占星的兴趣也缘于他的感情经历。

　　在读大一时，女友跟他分手。他苦闷很久，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一次他在网上读到一篇星座分析文章，“上面对射手座（他的女友）和摩羯座（孙雷）的关系分析得很清楚，我觉得说得很准，便觉得星座很好。”从那以后，孙雷对星座开始感兴趣，两个月后，他已经觉得当初看的那篇文章很肤浅。

　　在一个网站的星座社区中，记者看到孙雷的一个发帖统计，发帖总数5726，在线时间1293小时，上站次数2622（截至8月3日）。而这只是孙雷常去的几个网站之一。

　　卢采：塔罗奥秘，怡情小赌

　　“我一直相信人生中会有一些很神秘的东西，能通过某种方式给我一种暗示。”卢采（化名）在北京某文化公司任中层管理职位，平日做事果断，很有主见，但关键时刻，她总会求神问卜。卢采明确表示，更多的时候是为自己做某件事情找个理由，比如工作跳槽还是不跳槽，升职还是不升职，抑或是感情上的细微波动。

　　用悬幻的塔罗牌算命是她的特殊爱好之一。第一次接触到塔罗牌是在家里看韩剧《蓝色生死恋之冬日恋歌》。剧中，男女主人公戏剧化的冲突伊始，在都还不了解自己爱上对方的时候，有人用塔罗牌给男主人公算命，说他的意中人就是手握那张叫命运车轮牌的女子，而女主人公手里恰恰是阴差阳错地握着那张牌。

　　生性浪漫的卢采喜欢上了神秘的塔罗牌，恰好她在卓越网站的图书排行榜上看到了塔罗牌热卖，便毫不犹豫地预订了一套。

　　塔罗牌中每个牌都有具体的含意，而呈现各种排列组合时候又有特别的隐喻，有无穷多的暗示，而这种暗示你怎么理解都可以，“这就像给了你几个关键词，让你随心所欲地做一篇作文，可以正着说也可以反着说，多有意思啊！”

　　正像其他热衷于玩塔罗牌的白领一样，算感情是卢采最常玩的游戏，除了给自己算，卢采也给朋友、同事算。卢采承认，每次听见人们说“好准啊”，她的虚荣心的确可以得到小小的满足。 一位朋友对新认识的男朋友患得患失，卢采便帮她算了一把。让对方洗牌并抽取八张牌后，卢采按顺序翻开，略略沉吟，告诉这位朋友，她对理想的对象充满憧憬，但目前存在着一种下赌注的心理，不利因素有“缘分浅薄、自信心不足、两人的性格不一致”等，卢采的建议是，她应该增加判断力，增强自信，未来也可能会开花结果。这位朋友频频点头。

　　卢采得意之余也坦言，所谓的“准”其实并不真地证明塔罗牌百发百中，也不能够从中得到具体的指导，但是“等到你有了一定的经历，这些融入生活智慧的解释对任何人都是很实用的。”

　　吕嘉：与“碟仙”相伴

　　“在信仰上，我是个非常矛盾的人，在学校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但家人却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剪着一头短发的吕嘉今年25岁，在北京一家杂志社做编辑。也许是对“碟仙”这个话题比较敏感，跟记者交谈时，她并不喜欢主动说话。

　　吕嘉第一次接触到“碟仙”是在上大学一年级时的一个夜晚，百无聊赖的她和室友们一起讲起了鬼故事，在大伙吓得花容失色时，有人就提议玩“碟仙”。

　　“玩‘碟仙’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规定，一般要在夜幕降临以后，铺一张白纸，纸上写下要问问题的不同答案。纸中央空白的地方放一只碟子，请（碟仙）的人都伸一只手指按在碟子上，念固定的咒语，并且心无旁骛，一会儿碟子就开始在纸面上转动了。”吕嘉告诉记者，每次她请的时候，没过多久碟子就真的开始动了。“刚开始大家都怀疑是别人的手指在推，但确实是碟子在动”。

　　吕嘉说，碟子动了之后她们就开始问问题，而且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但“大家都不会问生死的，因为这个问题太可怕了。一般都还是感情、事业之类的问题。”

　　对于问到的讯息，吕嘉大都也是将信将疑，但她在生活中曾遇到过一些比较巧合的例子。这些事例虽然并不常见，但是对人的心理会产生一种非常微妙的刺激。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不会去碰它。因为它对我的生活确实造成了干扰”，吕嘉告诉记者，在大四那年她曾一度非常想出国。但请了几次“碟仙”都显示她不能出国，“连香港都不能去，其实香港当时已经回归了，不知道为什么‘碟仙’也说不行。”吕嘉摇摇头笑着说。尽管如此，她还是报了托福，并且填写了申请。就在这时，吕嘉母亲得了病，要动手术。“当时我真的很害怕，我觉得这完全是我造成的”，两个月后吕嘉终于还是放弃了托福。

　　现在的吕嘉已经很少玩“碟仙”，她发现请“碟仙”的游戏里其实有很多人为因素。比如说问寿命的人只会在纸上写80以上的高龄，没人愿意往少了写。“大二的时候，碟仙就说我的男朋友身高会在一米七五以上，但是至今也没实现。”

　　“我现在觉得遇到事情还是和朋友商量比较好一些,但是无聊的时候也还是会去请一请‘碟仙’，权当是自娱自乐吧。”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学研究生李芳蕾对此文亦有贡献）

　　占卜的迷幻及其科学原理

　　★ 本刊记者/何晓鹏

　　现在都市青年人相对比较熟悉的占卜方式，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星座、血型、塔罗牌为代表的从西方国家传入的占卜方式；另一类是以请笔仙、碟仙、中国传统命理（测字、看相、八字、风水）为常见的传统占卜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心理测验、算手机号等玩法。

　　其中，请笔仙、碟仙均属于一种乩占方式 。

　　请笔仙的游戏，要求参与者为两人，因为神灵多半在晚上出来（实际为了渲染气氛），所以游戏多在晚上进行，不开灯，只点白色蜡烛。在桌面上铺一张纸，上面根据需要写有一些信息，比如数字、地点、是、否之类的文字。

　　请笔仙时，需要两个游戏参与者各伸出一只手，手指交叉相抵，中间垂直夹着一只笔，笔尖轻触于纸面上。然后两人呼唤神灵，如果笔动了，就意味着神灵来了，可以问一些问题，依靠笔在纸上留下的痕迹来解读答案。

　　碟仙与此类似，只不过参与者可以是两人以上。无论笔仙、碟仙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占卜方式，类似的方式还有簸箕仙、筷子仙等，均源于中国古代的扶乩术，即两人扶一个丁字型木架子在沙盘上划痕迹，划下的痕迹叫做降乩，专门有解乩的人来解释凶吉祸福。

　　不久前，上海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孙时进教授做了一个试验，他让实验对象握住一根细绳的一端，另一端则系有一枚铁环，他通过心理暗示的方式，成功地使实验对象误以为铁环的摆动是受旁边磁铁的影响，而实际上磁铁只是普通的金属块，真正让铁环摆动的正是自以为没有动的实验对象。孙时进解释，人在安静的状态时，会产生一种自我神经功能释放，表现为一种自发的不受意识驱使的运动。请笔仙和碟仙正是让参与者处于这种状态中，然后通过一定的心理暗示，使这个动作放大于笔上，最终就形成了大家所看到的景象。

　　除了笔仙、碟仙外，塔罗牌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将塔罗牌视为能够联接人类“集体潜意识”的工具，人们通过对牌的解读，达到分析潜意识的目的。

年轻人的迷失

　　信仰迷失的世俗隐喻

　　城市半仙进行着与信仰无关的一种叙事方式，但他们同时见证并且扮演着发生在信仰迷失的背景下的伪信徒角色，因而也难逃其咎

　　★ 文/李径宇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在其作品《先知》里写道：再过一会儿，在风中小憩片刻，另一位女子就会孕育我。这似乎在说我们——对敢于也善于变通的中国人而言，一旦遇到绝境，就会把自己的生命寄托给另外女子的子宫里，只要能让自己获得重生或苟延残喘谁当妈都无所谓了，妈不是最重要的，她作为女人的乳汁和子宫才是顶顶重要的，“有奶就是娘”——在追求信仰这回事上，中国人从来都表现着自己的传统智慧。

　　从古到今，中国社会流行过很多信仰，信佛，信孔夫子，信观音菩萨，信孙悟空，信真主，信关羽，信耶和华……甚至一度受哲学大师萨特的怂恿而偏执地信自己。人们对神是按需所信的，同一个神不同的人也会加注上各自需要的世俗解释，按照当年孟子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的意思，神也是被人拿来用的——如是，中国曾有一个众神狂欢的社会，神虽多但基本不会给和谐社会添乱。

　　很多信仰“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时代的舞台上走秀谢幕后，今天的中国社会遭遇了一种需要信仰再确认的窘境。

　　此时，众神迷惘，而众生喧嚣。喧嚣之下，神算术学风生水起，从前被“无神论”一棍子打翻在地的被称为“迷信”的东西，也纷纷滚身而起混迹在昭昭阳光下，窃窃私语，挤眉弄眼。现在，算命先生和风水大师，光明正大地登堂入室于官商之府和流转于市民百姓之间，甚至去年的风水论坛开到了人民大会堂。而各种星象学算命术更被互联网演绎成属于这个时代的别种时尚。

　　这次第，仿佛回到了魏晋南北朝，回到了神仙方术、鬼怪妖魅、佛法灵异风气流行的时代。

　　不久前，海南的三亚市树起了高大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像，据说高过了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一时香火缭绕，游客们到三亚必到此一拜，芸芸众生们站着或跪在雕像面前，立时感到渺小惨白，无地自容，连哭的冲动都有了。

　　观音像恰好是我们时代的信仰隐喻：一方面，人们陷入商业的纷争失去心灵的净土，在绝对神圣的力量面前不由得要委屈伤怀；另一方面，由于世俗的注意力过于分散，人们回不到纯净的信仰，即使用尽全力也够不着，于是，信而不仰，信而不坚。

　　在信而不仰的时代，许多人见了佛家就烧香，见了道家也作揖，见了基督还作洗礼，见了……从各种不同的庙宇道观及教堂宗祠里，所“请”回的吉祥物护身符一大把，今天戴这个明天拜那个，少了永恒的笃信，少了从一而终的精神。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这些宗教的要义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该用哪种礼仪拜会，该怎么磕头，该点几根香，该从哪个门进哪个门出等等之类神的内容和形式都一概不知，信仰于他们本身而言形同虚无，他们不过是借拜神之机朝着自己荒芜的内心深深地瞥了一眼，眼神里在充满张皇失措之余是对心灵无所皈依的兔死狐悲的叹息。

　　叹息之后，一旦回到世俗生活，在浮躁心境的主使下，信仰因来不及甚解而流俗为奇技淫巧，成为大众文化的消遣品，演化为鬼怪小说、诡异电影、恐怖漫画以及网络巫术等文化品种。像魔幻人物哈利·波特胯下的飞天扫帚，以极其轻佻的姿态借助商业的翅膀掠过我们工业时代里那些彷徨人群的头顶上空，迅疾占据了城市里的时尚生活。

　　大众文化在中国一直都被视为带菌的文化，正如2003年春天，当一些不幸的人背负着“SARS毒王”的恶名受到追踪和调查时，出现了社会控制和“带菌者”的两种叙事方式：一方面，携带细菌的“毒王”一定要控制住；另一方面，毒王本身也是无辜的，绝不能因为他携带的细菌毒死了很多人，而把他也消灭掉——对于那些不会颠覆（生命）信仰的文化细菌携带者本人，我们社会的态度比以前宽容了很多，这也正是广大的城市半仙们不至于被控制和清剿的原因所在。

　　在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里，哈利·波特通过九又四分之三站台，进入了自己一无所知的魔法学校后，终于他发现，自己具有一般巫师比不上的能力，是神秘世界居民们的最大希望……而电影中，那个被影迷们羡慕的随时可以帮助主人逃掉的披风，在一些人看来，却成了对世界居民中伪信徒们的隐喻：逃避着因信仰而要承担的有关忠贞和博爱的责任，却因此而面对丧失了信仰而内心虚荣的境况。

　　城市半仙们就是在带菌的大众文化里，进行着与信仰无关的一种叙事方式，但他们同时见证并且扮演着发生在信仰迷失的背景下的伪信徒角色，因而也难辞其咎。

　　几千年来，我们目睹了一系列所谓信徒的集体缴械，逐一变节，几千年来，我们在最坚定的信仰里自我怀疑，踌躇不前，培育着信仰的双重人格。

　　到如今，无所不能的商业力量，以及一再突破道德底线的变通技巧，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可以敬畏了；与此同时，不少人顶礼膜拜的是世俗的权贵，接受洗礼的方式是金钱的桑拿。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需要创新还是回归的追索中，有人要求把孔子的儒教当作信仰，似乎，儒教是我们社会最为接近信仰也最为现成的劝世力量。

　　而实际上儒学在封建中国的“中世纪”从来就没有被当作至高无上的信仰，相反被皇权当作魔杖，被文人们当作加官进爵的教辅。

　　1919年，一帮新文化人把它践踏在脚下时，并没有多少信徒做殊死斗争，大不了只是打打笔仗，发发牢骚而已。如此一个附着在政体上达两千年之久的道德信仰当政体瓦解的时候，立刻就分崩离析了，如果是在西方或中东的保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不发生群体性殉教事件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一方面再次证验了中国人在绝境面前易于变通的习性，也可见，儒学多半被当作了工具还远远不具备作为信仰所要求的绝对性和至高无上性。

　　在迫切需要确认信仰的当下，中国形形色色的精神劝导分子们就不免像堂·吉诃德一样，散发着虚幻的骑士精神。

　　堂·吉诃德一厢情愿地帮助基督徒向沙漠神教军队发起进攻，而实际上他进攻的是一群羊。最终他在朋友的劝说下放弃了骑士事业，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如果这也可以被当作有关信仰的隐喻的话，这是信仰作为社会中心价值幻灭后知识分子一定会要承担的精神代价，这是我们时代无可逃避的心灵阵痛。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